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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责任意识普遍缺乏、没有真正重视学校突发事件的事后责任追究工作的基本现状。
[22]预警发生后，食品安全危机进入应对准备和预防阶段。[22]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的交流沟通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在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有明确规定，但没有规定具体方式。
(四)培养食品安全危机责任承担意识 食品安全危机在经历危机的潜伏、爆发、持续、处理和恢复整个过程之后，分析原因、确定责任归属成为后续核心工作。这主要是通过职能转变解决政府定位问题。[28]首先，在食品安全危机应对过程中更多接纳或临时雇佣非政府组织共同开展工作，对于精简政府机构、提高灵活应变、形成资源优势互补具有积极作用。各种食品安全危机不断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如何快速有效应对食品安全危机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对政府有效治理的基本要求之一。政府能否将多元主体的力量凝聚到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目标的统一行动上来，将最终决定食品安全治理的效果。
2013年国务院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首先，政府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要科学判断危机或事故的责任归属，危机是否在政府内部的可控范围之内，是否与政府自身密切相关，只要在政府的可控范围内，政府就不应当将其归咎于外部原因，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第四，国务院负责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或部委命令、指示)和地方政府规章(或地方政府的决定、命令)。
据《宪法》的规定，我国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所言，社会法治国不仅关系到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而且还涉及到能够通过国家获得的自由。刘文平.受教育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以社会权的双重性理论为视角[D].厦门：厦门大学，2009。给付的内容可以是物质性的利益，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服务行为。
第六，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撤销同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或同级政府的决定、命令)和下级人大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在法治国中，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保障，即使是经济领域也不例外。
1966年两个人权公约通过之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是即刻性的，而在《经社文公约》中承担的义务只是渐进性的{3}。罗马法学家保路斯把作为债的标的的给付义务分为三类：其一是给，指移转物权。其二是为，指移转物权以外的行为，系债务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在受教育权的国际保护中，一般认为，承认和保护初等教育权和教育平等权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13}74。
[6]在我国，义务教育的免费制实行得比较晚，直到2006年重新修订《义务教育法》时，才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及杂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经社文公约》第21条规定每一缔约国的义务是尽最大能力采取必要步骤，所以一缔约国如要将未履行最低核心义务归因于缺乏资源，它就必须表明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利用可得的一切资源作为优先事项履行最起码的义务{6}。经社文委员会主席Ph. Alston 认为，核心内容这一术语意味着，每项权利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绝对授权，如果缔约国疏于这一授权便构成对其义务的违反{5}。【注释】 [1]具体而言是以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为归类标准。
目前虽然诉讼法尚未明确其可诉性，但即使是按照现有的法律规范，此类案件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是有充足理由的。然而不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地域上，对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涉费用的范围都存在一个逐步流动的过程。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对于其它行政争议只要未在排除事项之列，原则上均允许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28}。此外，有的学者从权利的受益权能充分化的角度分析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所应承担的积极给付义务{18}。
是故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对应的应是国家的积极作为义务，它包括给付和保护两个层面。第四，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应当经常清理各自的规章，发现与上位法不一致或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废止。积极性之受益权则更进一步，要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增加人民福利之权利，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所谓给付义务，是指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某种利益的义务目前虽然诉讼法尚未明确其可诉性，但即使是按照现有的法律规范，此类案件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是有充足理由的。因而，在面对使受教育权真正能够实现的问题上，国家的反应总是捉襟见肘。
其中，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参见：龚向和.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0-75.) [2]有学者将国家义务的层级结构分为静态层构和动态层构两种，其中最低核心义务被归入了静态层构之中。
最初是在西部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2007年起开始在中东部农村对全部义务教育生免除学杂费、对贫困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的复读生提供生活补助，而且城市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义务教育生也同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二)公民监督权的行使 依据我国现行《立法法》的规定，公民个人并不享有立法提案权。
纵观现有成果，对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进行初步探讨的文章，尤其是其保护义务，已有一定的积累。[2]这对概念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产物，其中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的履行，是为了确保至少使每种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
(三)公力救济 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法治国建设必须以制度为先盾，故受教育权充分实现的首要条件是立法机关应完善相关立法。以学杂费为例，《经社文公约》第13条第2款(甲)明确规定，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在国内，从《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防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教育督导条例》等行政法规，再到《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的意见》、《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现行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法律体系，再配合《宪法》、《立法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以说对于受教育权保障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具备。另一方面，通过申诉、控告和检举权的行使，督促有关义务机关履行物质性和程序性的给付义务。
(二)服务性给付 受教育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具体落实，还需要有相关的组织、管理和程序来保障。(参见：林纪东.比较宪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247-257.) [6]关于德国、美国、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有关费的范围的实践情况，参见：方彤，赵厚勰.义务教育免费制浅探[J].当代教育论坛，2002，(4)：43. [7]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迈克玛斯特大学戴维?菲尼教授也明确指出，仅有正统经济学的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这三大柱石还不够，制度作为第四大柱石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所以，国家义务是有限国家、服务国家的保证，对完善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给付的内容可以是物质性的利益，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服务行为。
而且，该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私法的实施则采取了完全委诸私人意思和积极行为的民事权利形式，由私人主张自己的权利。
如从提供物质性利益或与物质相关利益的给付义务角度看，国家对受教育权的给付义务可以包括免费教育的义务和提供与受教育相关的物质条件的义务，如为受教育者提供校舍及其他教学设备，为贫困学生提供教材、文具等(某些国家甚至为学生提供牛奶和午餐){11}95-96。其二是为，指移转物权以外的行为，系债务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对于公民而言，不给予国家补贴的行为可能同干涉他自由或所有权的行为一样严重{24}。第四，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应当经常清理各自的规章，发现与上位法不一致或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废止。
而再结合《立法法》的规定可知，我国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权存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分工：首先，全国人大负责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作出或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与法律、批准的违宪或违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受教育权而言前三者已有专门规定，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项的规定，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保护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也明确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畴。
笔者认为，程序性给付作为一种规范时，其本身涵盖在制度性给付之内。[6]在我国，义务教育的免费制实行得比较晚，直到2006年重新修订《义务教育法》时，才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及杂费。
所以，除了立法机关自行补漏、公民侧面监督外，对于制度性给付义务而言，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职能的充分落实是必备之选。第四，国务院负责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或部委命令、指示)和地方政府规章(或地方政府的决定、命令)。